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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中國家給排水基礎設施十分薄弱，管網普及率較低，水處理設施陳舊，設備老化，水處理藥劑供應渠道單一，水質監測儀器不足，技術和管理人員素質有待提高
●我國污水處理行業應該了解發展中國家需求，建立良好的合作模式，幫助輸出企業獲得利潤，而不僅僅停留在政府援建項目的形式
●我國的環保企業應熟悉國外的法律法規；了解和掌握當地的社會關系和市場信息；明確企業自身優勢，根據政策、市場需求確定自身戰略方向等
“目前，我國污水處理產業已經進入成熟期，我國積累的技術和經驗可以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借鑒。希望從高層推動國家間的南南合作，構建專門負責技術轉移的服務機構，以幫助國內環保企業走出去。”在近日召開的污水處理技術轉移國際研討會上，北京市環境保護科學研究院環境工程設計所副所長李安峰作出這一表示。
據了解，現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嚴重的污水處理問題，在有些國家污水處理難已經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這些國家存在著巨大的治理需求。同時，隨著我國污水處理行業的市場化和產業化、處理設備的國產化和系列化以及多年來在污水處理產業積累的豐富經驗，我國已經具備了向其他發展中國家進行技術輸出的條件。
發展中國家污水處理需求迫切
由于經濟、技術條件所限，給排水基礎設施十分薄弱，管網普及率較低，水處理設備老化，水處理藥劑供應渠道單一，水質監測儀器不足
據了解，全球有80%的污水未經過處理直接排放，發展中國家這一問題尤為嚴重。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駐華代表處代表張世鋼表示，預計未來40年內全球城市人口將加倍，而低收入國家只擁有有效處理污水所需能力的8%，解決水污染問題迫在眉睫。
同時，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項目國際專家Tuan Yap表示，很多發展中國家越來越感受到工業化給環境保護帶來的巨大壓力和挑戰。“中國所經歷過的問題，正是其他國家現在所面臨的。”
但是，現在很多發展中國家的污水處理還停留在產業化的初始階段，完全不能滿足本國污水處理發展的需要。“目前國內污水處理現狀處于成長期和成熟期，而非洲國家一般處于幼稚期和成長期階段。”李安峰說。
了解到，很多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技術條件所限，給排水基礎設施十分薄弱，管網普及率較低，水處理設施陳舊，設備老化，水處理藥劑供應渠道單一，水質監測儀器不足，技術和管理人員素質有待提高。
同濟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柴曉利表示，根據對肯尼亞的調研的58座污水處理設施中，有52座依靠穩定塘進行污水處理，即90%的污水處理設施是穩定塘。現代化的處理設施非常少，處理工藝也很落后。同時，污水處理設施規模普遍較小，一般都低于1萬噸/日的處理規模。污水處理產業發展緩慢。
“這些地區的污水處理廠進水COD在1000mg/L左右，出水COD含量約290mg/L，出水水質和我國進水水質在一個水平。很多污水只能經過簡單處理或者不經過處理就排放。”柴曉利說。
在東南亞的發展中國家，污水也難以得到有效處理。據同濟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研究員李杰介紹，以柬埔寨為例，柬埔寨現有的排水設施年久失修，無法形成有效的覆蓋整個市區的排水體系，雨季時經常發生城市內澇；同時，由于沒有集中式市政污水處理廠，只能利用天然河道、濕地、自然水體進行降解。“污水處理技術和設備還處于真空狀態。每天有超過100萬噸污水和雨水排入自然水體，產生近百噸BOD負荷。沒有經過處理的污水排入了湄公河。”
水質不同，技術需求也不同
不同國家國情不同，導致工業、生活等污水水質差別大；如利比亞生活污水TDS含量約在2000 mg/L，柬埔寨則大量存在洗衣廢水待處理
由于發展中國家國情各有不同，導致污水水質情況不同，因此對污水處理需求也有所不同。柴曉利介紹說，“我們在對肯尼亞、利比亞等國家的調研中發現，由于這些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自然條件、水質都存在差異，所以污水處理水平也不同。比如利比亞的很多污水處理廠的污水口靠近海邊，以及人們習慣穿白衣等風俗，大量使用漂白劑，導致TDS（總溶解固體）含量大概在2000 mg/L左右，這一排放量是我國的10倍。”
水質差異不僅存在于生活污水，也存在于工業廢水。李杰表示，不同國家污水處理需求也有其自身特點。比如，柬埔寨金邊存在大量成衣制造企業，在制衣以后的漿洗環節會產生大量纖維屑、染料、漿料、化學制劑，而這些污染物都包含在排放的廢水中。“色度深、可生化能力強，隨季節、經濟形勢變化大是這一地區的水質特點。”
李杰認為，由于污水處理設施和運行管理的滯后，已經嚴重影響了當地的經濟發展。“有些地區靠近觀光沙灘，對污水處理后的水質標準要求嚴格，像西港工業特區，如果水質處理不達標，也難以吸引企業入駐。如果國內的污水處理企業能夠在柬埔寨處理印染、皮毛等成衣制造上下游行業的污水，這些成衣企業可以減少原料進出口成本，促進企業發展。”
企業需要做好哪些準備？
熟悉國外的法律法規；了解和掌握當地的社會關系和市場信息；明確企業自身優勢，根據政策、市場需求確定自身戰略方向
雖然我國污水處理產業已經具備了一定的規模和實力。但是，企業在“走出去”前也應做好準備。李安峰認為，首先應該搭建信息溝通平臺，讓企業掌握國內污水處理的現狀，了解產業新技術、新信息。在此基礎上構建多方位的信息和交流渠道，舉行國際性交流會議，促進國家間污水處理的交流合作。“環保企業可以依托技術轉移和交流平臺發揮自身優勢。”
對此，李杰也表達了相同的看法。“信息共享和溝通平臺的建設更加迫切。我國污水處理行業應該了解發展中國家需求。建立良好的合作模式，幫助輸出企業獲得利潤，而不僅僅停留在政府援建項目的形式。”
在技術轉移過程中，我國的環保企業扮演了重要角色，應該做好哪些準備？“這些準備包括：熟悉國外的法律法規；了解和掌握當地的社會關系和市場信息；明確企業自身優勢，根據政策、市場需求確定自身戰略方向等。”李安峰說。
針對發展中國家的不同情況，柴曉利認為，我國企業輸出的技術也應該具有經濟性、針對性和前瞻性。“我國企業需要考慮非洲國家經濟發展程度，提供經濟適用的技術。比如，在一些地區沒有電力供應，污水處理無法使用傳統的活性污泥法。即使有些地區有電，但是由于沒有運行經費，也無法采用這一技術。而在另外一些地區，可能經濟條件相對較好，但是水資源極度缺乏，水質也存在差異。比如在利比亞，處理工藝就要適應進水COD高的特點，同時要考慮其缺水的現狀，最好能做到中水回用。”
而在其他發展中國家，類似情況同樣存在。李杰表示，柬埔寨很多污水處理廠沒有穩定的電網供電能力，依靠自己的電力設施供電，而且設備運行管理能力有限。“柬埔寨業內人士曾向我們表示，短期內不易引進投資大、運行困難的技術和設備。”
同時，與會專家提醒企業應該注意技術輸出的風險，包括政治動蕩、被轉移國家經濟形勢不穩定、缺少金融支持等。而且，企業還應注意技術吸收風險。由于國與國之間技術差異過大，會導致被轉移國家無法消納吸收處理技術。
此外，專家們也對發展中國家實現污水處理市場化、產業化提出建議。“發展中國家應該圍繞4個方面開展工作，包括投資主體多元化、運行管理市場化、完善價格機制以及完善產業鏈各個環節。在污水處理設備產業化方面，要提高技術裝備的本地化和系列化。重點發展有比較優勢、市場需求量大的技術裝備。在工程實施模式方面，可以采用PFI（民間主動融資）、BOT（建設—運營—轉讓）、TOT（移交—經營—移交）等模式。在發展路徑和模式方面，應該考慮政策條件、環境評估、市場競爭、企業運營機制、資金保障等多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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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解，我國的污水處理技術和設備經過多年發展已經進入產業化的成長期和成熟期，同時也積累了大量經驗。污水處理設備實現了國產化、系列化，具備了向其他發展中國家進行技術輸出的條件。
據張世鋼介紹，在2013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啟動了“污水處理技術轉移南南合作伙伴關系”項目，組織專家對中國20余個典型城市的40多種污水處理技術進行了調研，同時對非洲和其他地區發展中國家的技術需求進行了研究。目前項目報告已經完成，并對污水處理領域進行南南合作提出了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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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解，發展中國家對污水處理技術需求很大。隨著各國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和人口的增長，水污染問題變得越來越嚴峻。為應對這一挑戰，2013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執行主任阿希姆·施泰納發布了“全球污水倡議”，邀請聯合國機構、國際組織、政府和私營部門等利益相關方參與，以調動各種資源，促進污水處理領域的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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